但是却发生了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在这个时候查尔斯·杰克逊开始介入。他在10月23日拜访莫顿，这是双方激烈冲突的开始，这场冲突后来变得非常剧烈。即使到了后来双方彼此狂暴的愤怒击垮时，也未稍歇。冲突的焦点所在，简而言之就是杰克逊想要分一杯羹。莫顿在为吉尔伯特·亚伯特动手术前所咨询的专利权顾问是爱迪（R.H.Eddy），他是杰克逊的崇拜者之一。爱迪在了解到乙醚可能可以获得专利权时，便劝莫顿应该将利润的一部分分给杰克逊。双方后来达成协议，在11月12日，4848号的专利文件是由莫顿与杰克逊共同签署的。莫顿同意将专利权在美国境内获利的百分之十配给杰克逊，相同的条件后来也推进及其于国外的获利。

    虽然杰克逊到目前位置都被描绘成一个有教养、有能力、受尊敬的科学家，但是本文有必要去描述他个性的另一面。没有这样的认识便很难去理解整个事情的前因后果。杰克逊是个才华洋溢的怪人。疯狂的种子早已深入他的个性之中，而且似乎在这个时候开始呈现出来。杰克逊在1829年哈佛医学院毕业后，到巴黎的医院研习两年，同时开始对地质学及分析化学产生兴趣。从法国旅行回来后，他认识了塞廖尔·摩斯（Samuel F.B.Morse），并向摩斯展示他带回波士顿的电磁铁。当摩斯仔细审视这个仪器后，想到“电”或许是可以在长距离传递信号的方法。杰克逊回到家后，便开始进行一连串的实验，最终发明了电报。而杰克逊毫不迟疑地把一切归功他自己。

    这并不是唯一的一次，杰克逊惯于将科学上的发现不管谁启发或提供其灵感，都一律将之归于自身之创见。有一位军队的外科医生威廉·贝蒙上尉（Captain William Beaumont）在治疗某个法裔加拿大籍人腹部的枪伤时，在胃部留一个开口将之引流至体外。他拜托杰克逊对由胃中渗出的液体进行化学成分分析。当时贝蒙及受试者亚历克西斯·圣马丁（Alexis St.Martin）都在波士顿。随后当这个天赋过人的上尉因为军队移驻而必须离开时，杰克逊努力地游说，希望能将那满心不愿意的受试者留下来，以继续进行自己想做的实验。他以科学研究的需要来掩饰其阴谋，策动了200个国会议员签名请愿，强调他的研究分析对美国以及人类的重要性。要不是国防部长拒绝了这个请愿。杰克逊可能已将我们现在给予威廉·贝蒙的荣衔——美国第一位生理学家——归之于其身上了。

    即使到了最近1846年，查尔斯·杰克逊还是卷入了另一场与里斯蒂安·肖恩本（Christian Schoenbein）注定要失败的纠纷之中。他和肖恩本这位德国科学家争夺棉火药的发明权。所以杰克逊是一个很有经验的攻击者，带着他擅用的长矛，接下来走进麻醉发明论争的竞技场。事实上，他之前每一次在战场上被击到的经验，都只进一步强化了他下一次必胜的决心。

    莫顿面对的第二个问题是，如何让别人无法知道他所用的气体到底是什么。虽然他在其中加入了芳香气，但仍无法掩盖住乙醚的特殊气味。虽然他一再否认乙醚是其中的主要成分，纸终究保不住火。并且为了获取专利权，莫顿要求麻省总医院是医生及牙医的同业们不得提出异议。瓦伦自己说道：“情况显示，独家专利权已有人取得，在未经所有人同意之下无法使用。”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决定禁用这项技术，直到专利拥有者松手为止。事情至此，莫顿在经过三个星期的拖延之后，才心不甘情不愿地同意与医院分享其秘方，但前提是，这一切需对外界保密。11月7日，乙醚麻醉被重新启用，第一次用于无痛截肢手术上。两个星期之后，莫顿与医院的两名代表亨利·雅各布·比奇洛（Henry Jacob Bigilow）及福尔摩斯会面，为乙醚酸命名为“雷松恩”，尝试将它的特性由命名表现出来。这个名词是佛尔莫斯所建议，从维吉尔的著作中借用而来。维吉尔是著名的罗马诗人，取材于他的作品中关于罂粟花的眼泪带来沉稳随眠的内容。

    波士顿科学圈是否要接受新科技的责任便落在了福尔摩斯的身上，当时他37岁，即将就任哈佛医学院解剖及生理学教授。同时，这项新发现需要命名，即使它主要的制成原料仍然保持机密。福尔摩斯建议将之称为“麻醉”（anesthesia），形容词为anesthetic。他在给莫顿的信中提到：“不管为它取的名字为何，只要是开化的民族，都会对其郎朗上口。”——福尔摩斯在写这段话时，特别以斜体字标识其重要性。

    如同先前提到过的，anesthesia一词原来曾于1世纪时著名的植物学家及药物学家迪奥斯科立德斯使用过。后来也有些催眠师用上它。虽然在塞廖尔·约翰逊的字典里找不到这个词，但是在1721年的字典中曾出现过。1819年潘氏（Pan）的医学词典中也找得到对这个词的定义。约翰·梅森·顾德（John Mason Good）1823年所著的《分类之生理学体系》（Physiological System of Nosology）一书中则可以找到这个词的用法。所以，虽然人们常认为是福尔摩斯创造了这个词，他自己应该知道其具有古老语源。

    即使莫顿已于麻省总医院的医师做好权利分配与机密保持协议，但是哈佛的医师仍然准备着要告诉美国科学接这个发现。11月3日在美国艺术与科学学会（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这件事被口头摘要报告出来。11月9日在波士顿医学促进会（Boston Society of Medical Improvement）聚会中，比奇洛做了完整的报告。论文与11月18日全文刊登于《波士顿医学与外科期刊》上——这期杂志本身目前已经成了价值不菲的收藏品，因为它正式宣告了外科手术麻醉的诞生。在发表当时，比奇洛已对此进行了一系列实验，并在一些临床个案上试用。而他也将在不久之后接替瓦伦，成为哈佛的首席外科医师。

    发明麻醉术这个大消息很快便传到欧洲，这个消息传播的方式和今天没什么两样。亨利·比奇洛那以儿子的成就为荣的父亲雅各布送了一封信给他伦敦的朋友佛朗西斯·布特（Francis Boott），随信付上了他儿子论文的摘要。布特收到这封信之后立刻安排一个叫做罗宾逊（Robinson）的牙医在家使用他的方法为兰斯达尔小姐拔牙。几分钟之内，这位小姐便从沉睡中醒来。布特立刻遣人把这件事传给他的同事罗伯特·李斯顿（Robert Liston）。李斯顿是伦敦大学医学院一位胆大而心细的外科教授。那天适巧是星期天，李斯顿所等待的就只是假日的结束。他迫不及待地于12月19日星期一早上进行了欧洲第一个乙醚麻醉手术。当天的病人是位准备截肢的患者。据说在手术开始之前，李斯顿告诉群聚旁观的学生及助手们说：“我们今天要试用一种方法，让一个人失去知觉。”当最后一块绷带包扎完成之后，这为伟大的英国外科医师以在场每位人员都可以听得到的激昂声音宣布：“绅士们，这种杨基式巧艺已胜过催眠术的空洞不实。”才8年之前，李斯顿正是嘲笑约翰·艾利森和催眠师的医界人士中的一员。在旁边安静观看手术的，有一位是19岁正在准备毕业论文的学生约瑟夫·李斯特，我们将在后面更详细介绍他。

    为了对乙醚作进一步测试，李斯顿下一次打算用乙醚麻醉拔除病人大拇指的指甲，根据他所言：“这是外科中最痛的手术。”术后，他写信给布特感谢他的建议，并告诉他为两次手术带来“最完美及令人满意的效果”。布特带着这封信及比奇洛的报告前去交给早期最具权威的医学期刊之一的《刺血针》（Lancet）。它在1847年1月2日刊登了比奇洛带来的两篇论文。三个星期之内，乙醚已在维也纳的总医院以及德国厄兰根的大学外科医院中进行试用。2月1日，巴黎慈善医院的著名外科医师阿尔弗雷德·威尔伯（Alfred Velpeau）向法兰西科学院报告，这个气体经过他的实验，效果毋庸质疑。1847年夏天，彼德·帕克（Peter Parker），一个曾在耶鲁受训的传教士外科医师绕过地球半圈之后，来到中国，在一家名为广东医院的小楼房中，进行了一连串的乙醚麻醉手术。

    当莫顿受到人们的赞赏以及他的发明受到全世界的喝彩时，狡猾的杰克逊并不甘于闲坐一旁，只拿到10%的利润及微不足道的荣耀。就像13年前，他向国会请愿试图减低威廉·贝蒙角色的重要性，现在他也计划把莫顿的角色矮化为只是这个伟大发明中，一个纯粹技术面的发明者。11月13日，他又重复了他1846年12月1日的作为，写信为巴黎一位很有名望的朋友，宣称他是麻醉技术的发明者，在麻省总医院所进行的外科手术，其实是莫顿这个年轻的开业牙医根据他的指示去进行的，这封信于1847年1月18日，在法兰西科学院聚会中被公开宣读，于是很快开始收集目击者的证词以自保。

    同时在这个时候，贺拉斯·威尔斯也决心去寻求巴黎学界的支持。他到医学会及科学学会请愿。我们并无法确定那时这两个学会对他的请愿是否愿意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但这两个学会在他们的议事录中的确都有登载他请愿信的摘要。但是很不幸，威尔斯并没有带来明确的证据足以支持他的声明。结果他在1847年3月黯然返乡，他得到认可的希望渺小。但他仍然在到达波士顿之后立刻收集见证人的誓言，几天之后他便回到哈特福德继续收集证据。

    当威尔斯抵达巴黎，而杰克逊很明显地受到科学院善意的接待时，莫顿隐隐觉得其利益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他无法期待对手的种种作为是出自善意的。

    接下来发生的事是这样的。哈佛大学校长爱德华·艾佛雷特以及瓦伦都希望把这项新发现以及它的演进历史建立在更坚实的科学基础上，那时艾佛雷特也适巧担任科学会副主席，因此他们建议化学界同僚们为美国科学学会准备一场公开介绍。杰克逊认为这是一个在美国科学界精英面前，将其要求正当化的绝佳时机。因此在他提报的论文中，不仅宣称自己是麻醉术的发明者，还暗示他做这样的声明是得到艾佛雷特和瓦伦的支持以及学会的官方认可。他将这文章漂洋过海送到巴黎，而且巧妙地在3月1日的《波士顿每日新闻》（Boston Daily Advertiser）上发表。虽然这项举动让他在海外看起来风光一些，但在家乡却丢足了面子，触怒了科学学会。后者不甘于被这样利用，正式否认杰克逊所言，并拒绝让他在会议中报告，甚至连在学会《通讯》上都拒予刊登。杰克逊顿时发现自己乌云盖顶，竟在他一向最在意的美国科学界的怀疑眼光之下，尤其是13年前杰克逊想国防部长请愿留下马丁那件事，更加强了艾佛雷特的不信任感。

    现在莫顿与杰克逊双方的敌意正如火如荼地炽燃着，两人的余生都被一回又一回狂乱而愤怒的声明与国会请愿所占据，并使他们都逐步迈入个人悲惨境界的高潮，而最后，两人都在这这悲剧性的情况下走入死亡。但是在这些时候，头脑清明的舒适时刻有时也会无来由的短暂出现。犹如在一片狂野争论，令人口干舌燥的沙漠中出现绿洲。莫顿或许在他的对手错误的判断下获得较坚固的地位，因此他较能心平气和地写一本适切的、清楚的小册子，完整地说明如何制备及使用乙醚。这本册子1847年9月出版。除此之外，他还于11月2日法兰西科学院的会议中报告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在此刻，家乡的情况对他而言，似乎一片大好。

    让莫顿的运势水涨船高的浪潮，相对地几乎快使威尔斯溺毙。从法国回来后一星期，他独立印行了他对麻醉术的著作：《一氧化二氮乙醚及其他气体应用史》（History of Ajpplication of Nitrous Oxide Gas,Ether And Other Vapors）。书中搜集了对他有利的证词。他把这些资料的原件送往巴黎给科学院审查。但这些信件、巴黎之行，甚或《应用史》都无法扭转他恶劣的命运。1848年1月，他将太太孩子弃置在哈特福德，没有留下任何生活费用。在因命运不公而濒于发狂的情况下，只身搬到纽约，继续进行一氧化二氮、乙醚及氯仿的实验。氯仿是在1847年11月詹姆斯·杨·辛普森（James Young Simpson）引入而作为麻醉剂。1848年1月17日，《纽约晚报》广告栏出现一则广告：“贺拉斯·威尔斯外科牙医，‘雷松恩’的发现者，目前迁入纽约，将对氯仿、一氧化二氮气体、‘雷松恩’在拔牙上的应用给予免费的咨询，时间是上午10点至下午3点，地点在西百老汇沙龙街120号。

    4天之后，就在他33岁生日当天，这个发明一氧化二氮麻醉术的年轻人被关进图姆斯监狱（Tombs Prison）。被控告的罪名是在百老汇街上向一些在街上闲逛的仕女们泼洒硫酸。至此，似乎他的落魄已到了顶点。

    但这部戏还有最后一幕悲剧尚未上演，其收场的讽刺更凸显出整部戏的阴森。1848年11月22日，早已因做实验而染上氯仿药瘾的威尔斯，在吸入私制的氯仿而丧失部分知觉后，拿剃须刀划过左鼠蹊的大动脉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他的牢房中发现了下面这封信：

    星期天，晚间7时，我再度提笔写下我必须说的一些事。伟大的上帝！他来到了这里吗？他不是就只是个梦吧？在今晚12点之前，我将了结尘缘。是的，即使明天我可以获得自由，但是我还是无法在被成为恶棍的情况下苟活下去。上帝知道我不是……哦我亲爱的妻子与女儿，我留下他们无依无靠，我希望我能活着为你们工作，但我不能，因为如果我活着，我将发狂，而我觉得我现在已是一个发狂的人了。

    这是威尔斯的收场白。当威尔逊在巴黎的访问受挫时，他获得一个美国牙医萨尔·布鲁斯特的支持与照顾，后者帮助威尔斯把他的个案记录呈给两个学会及巴黎学会。在威尔斯自杀的12天后，布鲁斯特寄了一封信给威尔斯，由威尔斯可怜的妻子打开了这封信：

亲爱的威尔斯：
    我刚从巴黎医学会开会回来，会议中投票决定美国涅狄格州哈特福德的贺拉斯·威尔斯应获得发现及成功地将气体运用于无痛手术上之荣誉。

    因此，麻醉术发明的殉道者，贺拉斯·威尔斯虽然最终得到了应德的荣誉，但这一切来得太迟，即无法拯救他的生命，也来不及抚慰他受尽创伤的心灵。

    或许受到威尔斯之死的影响，麻省总医院当局认为应该为这些论争制定正式的官方说法，以吹散满布天空的乌云。在这份官方报告中，诸家宣称自己对麻醉的发明卓有贡献的说法都将接受重新评估。这个报告有小理查德·亨利·德纳爵士所撰写。他的结论非常明确：医院的评议委员会认为莫顿是乙醚麻醉术真正的发明者。这份报告和莫顿给法兰西学院的备忘录一起于1848年3月12日发表。

    委员会做的还不仅于此。会员们集资了1000美金为奖金，赠给他们所认定的这位年轻伟大的救世主。并以下述这段话作为上述决定的补充声明：
我们将签名簿和奖金一同置于盒中致赠给您。在签名中，您将会发现不只是几位杰出之士，事实上是所有评议委员的签名。我们确信你将会非常珍视这第一份正式的声明书，虽然它是如许的轻薄短小，但却代表你的同僚的感恩之心。我们诚挚地希望你不久之后就能收到正式由国家授予的荣誉。

    莫顿当然希望能享有上述荣耀。虽然医院当局确信莫顿所讲的一切，但是其他相关团体仍然不相信，这牵涉的不只是名誉，还牵扯到巨额利益。当国会决定颁发十万美金给他们所认定的最早发现麻醉的人时，如果国会议员能预知到他们的善意竟会造绵延经年的争执与争议时，他们可能就不会作出这样的决议。

隆恩之所以决定在1849年12月的《南方医学与外科学期刊》上发表其论文。正是为了要回应国会上述提案。在朋友的鼓励之下，他也写信给参议员威廉·克罗斯比·道森以及国会议员朱尼厄斯·库勒尔。告诉他们他先前的工作成果。为了调查他佐治亚同乡的声明是否属实，道森选了一个可能并不是那么合适的人——赫赫有名的波斯顿化学家查尔斯·托马斯·杰克逊去进行调查。

    杰克逊于1854年3月8日抵达佐治亚州的雅典城。在此之前的3年，他就已写好了自己对麻醉发明过程的版本：《对动物及人所进行的乙醚实验》。然而，当他研读过隆恩的资料后，他确信在维纳伯及其他人身上所施行的麻醉是成功的。他向隆恩提议由两人共同向国会提出声明：杰克逊是麻醉术的发明者，隆恩是第一位将之应用于临床的人。他认为这样的合作可以派出贺拉斯·威尔斯的继承人及他所讨厌的威廉·莫顿获得这项国家荣誉的机会。隆恩认为没有理由去共同分享任何东西，并不是因为他顽固而贪婪，而是因为他觉得这样做并不可取。

    不管别人如何地批评杰克逊，至少在给道森的报告上他并未造假。当然，这部分是出于他对莫顿的厌憎。1854年4月5日，当参议员对这个提案做最后的评断时，道森参议员宣布他收到杰克逊的一封信，信中指出默默无闻的克劳福德·威廉逊·隆恩应该授予第一位应用乙醚的荣誉。因为在提案当初就将荣誉与奖赏的颁予局限在莫顿、杰克逊及威尔斯的代表中，只要财政部决定何人最适合即可。隆恩的名字最后版本虽然获得参议院通过，但却被众议院搁置，最后案子无疾而终，隆恩与这整件事的牵连也到此为止。

    看起来似乎即将获得全面胜利的莫顿，现在尝试着将战场转移到民事法庭声去争夺专利所有权。但是因为他早已向医院的医师们公开了“雷松恩”的性质与制造机密，而且在他们的坚持之下，它一被一些医院及慈善机构使用过。不仅如此，美国政府在墨西哥战争的时候（1846——1848）也违反专利法而任意使用乙醚。因此他的专利权已无法落实执行。因为他的垄断权已被破坏，所以一些与莫顿签署拥有独占销售权的被授权者开始进行法律诉讼。这些诉讼因为种种理由而被驳回。莫顿未来全心应付这些事，不只放弃了他的牙医执业，也投注了全部的金钱在争夺发明权的战斗中。很快的，他的财务破产，控告别人也被人控告，最后向国会申请救济。但对政府请求的结果却让他失望。他开始选择一个慈善基金会——纽约眼科附属医院——控告他侵犯权利。1863年，陪审团裁决，再经由美国最高法院确认莫顿败诉。第二年接着发生对他的自尊致命一击的事情，原先接受他的医院常备组织现在表示对他到处兴讼的行为的忍耐度已到了极限。在眼科附属医院成员的煽动下，1864年美国医学会以及具杀伤力的字眼谴责莫顿：

    然而，这被人们成为莫顿“医师”的人，对非营利的医学机构提出侵权控诉，所申请的专利权涵盖所有的麻醉药物，不只是硫酸醚而已。甚至他还声称整个麻醉术都是他一人的发明。他这样的作为，已超越医药这尊贵的行业所能容忍的限度，也不是真正为科学及人类福祉着想者之所为。因此以下是我们的决议，美国医学会因为莫顿医师这些卑劣的行为，对任何颁奖予他的行为，均将提出郑重抗议……

    原先那将他推向声名最高点的光辉浪潮，现在突然变成将吞噬其灵魂的混乱风暴。1868年6月的《亚特兰大月刊》上刊登一篇文章支持杰克逊，这激怒了莫顿，是他丧失理智。7月，他又到华盛顿作了一次没有结果的拜访，这深深地打击了他。他在潮湿闷热的热浪中回到纽约，身心俱疲。在冲动之下，他带太太伊丽莎白乘坐凉棚马车横越中央公园。当他们正沿着河边道路前行时，莫顿突然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勒紧马缰，跳出车外，将头整个浸入微温的河水。看到他显然已不太对劲了，他太太在极度担心下，强要他回马车。他虽然在极勉强的情况下爬回车上，但在前进不远之后，他再度跳下马车将身体撞向旁边的栅栏。他翻到栅栏的另一侧，人事不省地倒地不起。几个小时后，这个被韦尔奇直率地称为“最不具英雄气质的伟大发明家”的可怜牙医师便死于脑溢血。

    威廉·杰克逊的命运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他个性的不稳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本加厉了。1873年的某一天，在威廉·莫顿死了5年之后，这年老的煽动者造访了他逝去的对手位于波士顿的墓地。他发现墓志铭如下：

威廉·莫顿。
吸入性麻醉术的发明与揭示者。
由于他，外科手术的痛苦不再存在。
在他之前，外科手术意味的便是痛苦。
从他之后，科学开始能对抗疼痛。

    这些镌刻在石碑上的字，彻底击溃了杰克逊仅存的脆弱理性。他住进了贝尔蒙特的麦克林疗养院。在那里渡过了人生最后的7年。这7年中，他完全处于精神失常状态。他死于1880年8月28日，享年75岁，他唯一赢过他的对手的，就只是活的久一点而已！

    虽说，四位竞争麻醉术发明者荣衔的人，自从争议开始后，就没有一位能过着舒适轻松的生活。但至少我们可以说，虽然隆恩也与之缠斗受苦，至少没有以悲剧收场。他是四个人中最特殊的，不仅没有被争议击溃，最后还得享令名。他的贡献虽然在其他三人的喧闹中被遗忘，但是于1877年被南加州的妇科医师马里恩·席姆斯在《弗吉尼亚医学月刊》写了一篇文章详细讨论麻醉术的起源。这篇文章给年事已大的隆恩很大的心理慰藉。在那之前，他几乎被照顾一大群当地贫病交加的人的重荷所击倒。而这些不幸，都是因南北战争及北方佬的长期肆虐所致的。

    虽然如此，隆恩之死还是和麻醉脱不了关系，可说是死于自我否定。1878年6月16日，这位62岁的乡村医生刚从一个用乙醚麻醉的母亲肚子里接生出一个婴儿。他突然感到一阵晕眩，在一片黑暗笼罩他之前，他急忙把婴儿传到助手的手臂里，嘴里喊出：“先照顾母亲和婴儿！”然后就倒向病人床上。几小时后，他死于大量脑出血。

    在隆恩过世后的几十年时间，其死后令名逐渐地以雕像、匾额、画像及纪念演说的方式为人表彰。其中最为人所知的是他伫立在美国国会纪念厅中之雕像。隆恩和他富兰克林学院的室友亚历山大·斯蒂芬斯（Alexander Stephens，后来成为 南方第一流的政治家）被州立法机关选为荣誉市民，他们的雕像代表佐治亚州最高的成就。这真是一个适合不过的选择。

    在本章中，我视图为年轻人介绍几个在麻醉发明历史上卓有贡献者。他们的故事不只是科学发展史上的特殊篇章，其实可说是历史的常态。维萨里在1537年从医学院毕业 之后成为帕多瓦的解刨学教授，他28岁时写下不朽名作《人体解剖结构》，永远改变了医师看待科学证据的方式。三百年后，在麻醉发展史中，最重要的发现都是一群还不知道自己日后发展模式的年轻人所做出的。现代的年轻研究者在熟悉现代高度复杂的科技时，得花上很长的一段时间。因此你很难去期待，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在现代有可能成为科学界的领导者。当然，不论何时何地，不论男女，训练未完成的人都还是有可能有重大的发现，只是说，在现代那时极不寻常的事例。

    尽管正式出师的时间延长了，但年轻人沸腾的心灵充满兴奋的好奇心及积极的抱负，因此可续的进步无可避免的都还是完成于他受训期满后的十年内。我们这个世代找那个的莫顿及戴维们都是三十几岁的人，但他们激情及创造力和二十多岁的人比起来殊无二致。虽然威廉·欧斯勒半开玩笑地建议说等到“年轻人”四十岁时才放他吃草，情况现在已大不相同了。但是发明的世界仍是年轻人的天下，而且永远是这样的。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应轻视一些研究者在他们创造力结束之前，最后几年中沉淀的思想的价值。经验、智慧及他们一生积累而来的谨慎研究的能力，通常创造出来的思想会带来透彻的、具有哲学性的观点。不管任何时候，那都是可能撼摇科技殿堂的伟大思想。维萨里到了相当年纪时，才改变了科学前进的道路。七十岁的哥白尼发表《天体运行论》一书，葱丝改变了宇宙观。当我们看见那些荣誉教授或当我们惊觉自己专业生涯中最光辉的岁月在缓慢逝去时，最好的办法便是在心灵之眼中，让白发苍苍的哥白尼长存不灭。他直到濒死之际，才收到自己著作的第一版，而他的著作可以收是人类智慧结晶中最重要的一本书。科学研究四时皆宜，而任何时候对研究者而言都是适合的时机。

以上摘自《蛇杖的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