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们并不认为发现或发明外壳麻醉需要特殊的才华或高度的科学训练，也不能说隆恩、威尔斯及莫顿等人毫无困难拥有必要的才情。但外科麻醉致发明，完全是探索的灵魂、细密的观察、勇气、坚持、机智，加上解决问题的艺术所综合而成的结果。他们的兴趣，都集中在实际问题而非理论建构之上。这些特质或多或少都是美式心灵的一部分。因此，我不认为在我国发明无痛手术的艺术是纯然的一项意外。证据显示，几组美国人独立地在探索同样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毫无保留地将成功的荣耀完全归之于国人自身之上。
-----威廉·亨利·韦尔奇
于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
发明外科麻醉是美国医学界对这个世界的第一个重大贡献，纵使到今日，麻醉仍然是治疗这门技艺中最珍贵的赠与之一。甚至可以说，即使是20世纪突飞猛进的医疗科技及诸多多贝尔得主的成就，也无法掩盖一百五十年前这一小群美国人的贡献所绽放的耀眼光芒。事实上，用“小群”这个字眼并非十分精确，因为小群意味着的是一群内在凝聚力十分巩固、可以互相支援并且志同道合的人。但在麻醉发明过程中，事实却完全不是这样。甚至说是完全相反的。参与麻醉诞生这一场悲喜剧的众多演员，如果能说有任何共同奋斗目标，就是彼此直接，为了争夺功名与金钱，尖锐而持久的惨烈斗争。这场争战的余音，在一个办实际后，仍然在历史的长廊中回想着。
全身麻醉的发明者致荣衔究竟该归给谁，这问题在我们的心灵及认知上，都会造成极度混淆。许许多多人名、日期、争论及宣告，令人不知孰是孰非。此外，全身麻醉发明的过程，也是人类个性中特有的异议与仇恨倾向之一场活生生的见证，未来避免类似的困扰，我选择了一个较为单纯的目的作为引导叙述的主轴。我想，没有人会否认发明麻醉剂的历史荣耀应该始于1846年10月16日，莫顿在麻省总医院公开展示乙醚的效用之日。也正是此刻，外科麻醉正式宣告诞生。任何发生在此事之前的，都可以说是其开场白；所有背离此轴线的，都注定成为其不重要的配角；所有发生在此事件之后的，都持续地促使其影响继续扩大。本章的目的便是在试着把和这历史关键性的一天相关的所有事件，如开场白、配角、主戏及事件的结果加以解析。从这一天开始，这伟大的技艺正式进入摇篮期，日后各种生理学观察、药理学发现、仪器技术的发明，则逐渐将麻醉塑造为一个崭新的专业。
“专业化”在解析19世纪下半叶科技进步的结构时，是个很有用的概念。医疗这门古老的技艺在经由麻醉的发明、细菌理论的推展、对细胞构成组织之认知以及现代药理学推出等重大突破后，有了焕然一新的面貌。这一些领域要求其研究人员专职于本行之研究，因此，在近一个世纪以来，似乎伟大的医师都只专精于某一领域，不管是临床或实验室，而且在个别领域中，分化得更为细密。真正伟大的临床医师是那些能将其他人在实验室中的发现为自己所用，以解决病人问题的人；然而，相对地，就纯粹医学研究者而言，真正伟大的研究者是那些对他临床同僚们在病房中遇到的临床问题，有深入了解者。
外科麻醉的发现是整个现代医疗转型过程中，四个重要里程碑中的第一步。和其他三者相较，其发明并不需要全新的视界，也无需抛弃旧有的包袱。人类可说自古以来便热切的渴望麻醉技术的实现。他的发明是往前的一大步，具有持续的影响力。其先期的奠基工作可以说在数十年前便已奠定，如果说，这整个过程中有任何令人值得惊异的事，指的应该是，其发明并不是科学家精密计算下的产物，而是一连串自我推销、相互计算的结果。
麻醉的发现过程在医疗史中应该算是一种异数。19世纪前半期，外科医生对自己无法减轻病人于手术当中所受到的痛苦可以说是极为绝望，然而，他们都无视于那就在鼻端的那些引人入睡的气体。19世纪50年代之前，没有任何一位受过正式训练的医师能踏出无痛手术最关键性一步，连其中最有资格者也马失前蹄。整体而言，是机智而非研究，是预感而非假说，催生了麻醉这藏身于医药科学根底的金块。一股促成科学发现的机制，在此丝毫派不上用场，其发现有赖于一群精敏的实业家。这群人绝非传统所谓的科学家，而是敏于计算的企业经营者。
麻醉之发现，仿佛是一天之内的事，昨天它还不存在，第二天却迅速成长，蔓延到整个文明世界。他的出现仿佛是上帝的奇迹，然而扮演弥赛亚的莫顿却不是个圣徒。当无痛手术的信息迅速在广大信徒间传开之后，莫顿最先做的，便是去巩固自己在发明权上的优先地位，这也马上揭开了至少四个争着和他平分这份荣耀者间的一阵风暴。
虽然不同的历史学者对于这些人在发明麻醉上的贡献之看法不一，但任何了解这医疗领域中最戏剧化的事件者，大概都不会否认，１８４６年１０月的这天早晨是整个事件的起点。医学史中从未有单一事件像麻醉的发现，从当时当地开始，如此迅速地广被流传。像维萨里、哈维及雷奈克等人所受到的质疑从未降临到麻醉剂发明此一事实身上。洋溢的只有一股如释重负的欺负，人类终于能不再为那困扰人类千年之久的剧痛所苦。
但是，在莫顿及其随后发生的悲剧之前的久远过去，的确已经存在着神秘、浪漫及具有魔幻色彩的文献。在启蒙的第一道闪光出现之前，人类所追寻的恰是理性的对立面——去制造原始而无痛的潜意识；或去找寻温柔的幻想世界，以便抛开日常生活的一面。不管知觉的丧失是发生在自己或别人身上，人类对此过程的探求，通常凭借对睡眠及其相关事物的追求来实现的。
在描述最早期人类尝试诱发睡眠的努力的种种故事中，幻想与真实交织，虚构与实存难分。然而故事的主轴和大半的细节都有事实根据——各类方剂的确是存在的，这也是以下我将要描述的。若是药方没有达成其自我宣称的效果时，这药方本身极其开具者们也留给了我们无穷的想象——梦幻世界与诗章互相奏鸣。
我们从《奥赛罗》开始谈吧。在第三幕第三景中如此写道：
罂粟花、曼陀罗，
甚至世界上种种令人昏昏欲睡的浆液，
都不能将你带入甜蜜的梦境。
对所有的社会而言，都偶尔有需要令人进入昏蒙状态。一直到不久之前，这都还的依靠草药或心理方法才能做到。17、18世纪的医师兼植物学者们继承了一门几乎和人类历史一样古远的传统——从植物或花中去找出足以影响人类意识的成分。虽然这些草药何以会引人入睡直到最近方在实验室中为人进一步解析出来，但一些目前我们惯用的麻醉止痛剂，从古希腊罗马时代便已有医者在使用之。他们大多从罂粟、豕豆素、曼陀罗去提炼，或用发酵植物来制造酒精作为止痛之用。“麻醉”（narcotic）这个字本身源自narkē，后者是希腊文，意味着“昏沉”。“无痛”（anodyne)也是一样，a代表“没有”,odyne则意味着“疼痛”。
鸦片又称为罂粟的眼泪，主要仍是将罂粟尚未成熟的种子切割后所得到的汁液置于平盘上，经由太阳的干晒后制成；他早在古代就极为有名，而且被许多有名的医生用于临床之上。古代的作家们通常用“雷锡恩”这个字眼来形容鸦片所引致的昏睡状态。大诗人维吉尔也沿用了这样的用法，使得这字眼广为人知，两千年后，这个字眼再度浮上台面，莫顿为避免使乙醚的化学名曝光，借用了雷锡恩这样的古名。
从赛尔苏斯的记录中，我们了解到如何去使用和制造鸦片。这些作品是在1世纪写就的，代表作继希波克拉底之后最古老的医学文献。其记录包含医学及其他主题，献给当时的贵族。赛尔苏斯以优美的拉丁文，写下《医书》八大巨册，这些书籍不但在往后文艺复兴时广被研读，同时因为其大量引用了希波克拉底及其后的医学文献，也为后人研习希腊医学留下重要资料。他书中写道：
这些药丸可以通过导人入眠来止痛，在希腊被广泛称为“无痛剂”。除非在紧急必要时，否则不能一再地使用。主要是因为它是一种强烈的药物，而且又伤胃。如果非使用不可，可以一份罂粟及阿虞，再加上二份没药、蓖麻、胡椒，综合起来加以服用。只要扁豆大小的一粒，剂量便足够。
塞尔苏斯也描述了制造和使用的方法：
当罂粟成熟后抓一把放入器皿当中，加入足够的水，然后开始煮。煮好后把罂粟糊挤到器皿内，并加上等量的葡萄酒，然后再加热沸腾直到整块变厚，再加以冷却，最后将其切成扁豆大小的形状。
这种药丸有许多用途，首先可以用来引人入睡，单独服用或加水口服均有安眠效果；若加上少许的芸香汁或葡萄酒，则可以医治耳痛；若与酒混合，则可让肠绞痛停止；若加上蜂蜜＼玫瑰油及番红花茎，则可治疗阴部发炎；若与水相混置于额前，则可治疗眼泪直流。
假使妇女外阴部疼痛难以入眠，则以两份番红花茎，一份八角和没花，四份罂粟，八份毒胡萝卜种子，将上述药材搅拌成膏，再加一些酒，然后制成羽豆状的药丸。每颗药丸溶于三大杯水中服用，但是若发烧则不宜使用，否则太过危险。
在史诗《奥德赛》中，宇斯的女儿海伦曾把鸦片称为“解除痛苦与争纷之良方，并使病痛得以忘怀”。荷马之所以将鸦片称为奇妙之药、治愈百病之药并非出于奇想，因为即使在那年代久远的过去，鸦片也常被用来解除生理或情绪困扰。
文献的记录显示，在荷马之前就有人使用曼陀罗草。《圣经》上记载雅各的妻子利亚曾给妹妹拉结一些儿子流便制造的草药使用，作为让她丈夫得以在神所订的日子和她性交并受孕的代价。在初民社会，曼陀罗草被用来当春药及助孕药，许多旧约学者认为利亚使用曼陀罗草也正是为求上述药效；但事实的真相可能和他们所认定的和生殖力有关一事有所不同，只要用曼陀罗的实际药理作用便足以解释之。当然，也有可能这些麻醉剂贿买了雅各的宠幸，类似的情况事实到今日还不断在重演。在《创世纪》第30章16节利亚曾对其丈夫说——你必须站在我这边，因为我曾经以儿子的曼陀罗草帮助你。
曼陀罗在分类学上属于不起眼的马铃薯科，其茎比较短，根带分叉，果实是橘红色的浆果，有时会被认为是苹果。其止痛作用大半来自其根部，少部分来自果实及叶片。其药理作用乃是其萃取物可以找到像颠茄硷（belladona alkaloid)）这种化学物质。另外，其根部饱满前弯，对想象力丰富的人而言，有些类似人的下半身，因此很多人相信它有催情、促进生殖力的效果。约翰·邓恩在他尖刻的文章中，以曼陀罗的作用及其拟人化的特征，对寻求不易爱一事大加讥评。他列出了一系列他认为同样不可能的事：
抓取坠落的流星，
从儿童处拿到曼陀罗根
请告诉我，过往的岁月何在，
或到底是掘出了这恶魔之脚。
霍兰（Philemon Holland）所翻译的普林尼（Pliny）之著作《自然史》（Historia Naturalis,公元77年），就有下列描述：“在进行切割、灼烧、拔除等外科 手术时，通常都会让病人饮用曼陀罗汁，以便解除上述强烈的手段带来的痛苦，甚至有些人闻了曼陀罗草会睡着，对手术之进行浑然不觉。”
在戴奥科利斯（Pedacius Dioscorides）于1世纪就对曼陀罗草的使用，有相当多的叙述：
曼陀罗草的叶片相当宽阔，色泽泛白，质感滑软，形状比苹果大一倍，闻起来浓郁而甜蜜，牧羊人食用之后，会不知不觉地睡着。它的止痛效果也相当不错，在手术之切割、灼烧都可用来消除疼痛，借由它催眠之效，使人不再恐惧疼痛。
戴奥科利斯是罗马皇帝尼禄的希腊籍外科军医，他有关医用药物学的著作是1世纪此方面的代表作。事实上，西方世界的药典及药理学即使到了16、17世纪仍建立在他所奠定的基础上。他那本《医用物典》（De Materia Medica)，曾被翻译为各国文字，其中记录的植物学知识，仍是1500年来此范畴中之典范，又因其文字描述之美，也是艺术史上的经典之作。虽然传统上将创造“麻醉”（anesthesia）一词的功勋归于奥利弗·温戴尔·福尔摩斯，戴奥科利斯却是第一个使用这个词的人。奎施托普（Quistorp）在1719年重新使用这个字，之后为许多19世纪的催眠术士所用，最后才由福尔摩斯向莫顿建议用它作为新发明之名。
莨菪（Hyoscyamus niger)是另一种富含颠茄硷而具有镇静及麻醉效果的植物。因为它被视为一种非常危险的药物，它通常只被用来杀狗和老鼠。
戴奥科利斯也记录了使用各种酒精性液体造成麻醉效果的情形。譬如，他建议对进行结石切除或烧灼术的病人，应给予2盎司的浓红葡萄酒。当截肢及其他外科手术在16、17世纪逐渐普及之际，让病人喝醉成为减低知觉及觉醒状态的有效方法。其他较不普及的麻醉剂，尚有桑葚汁、野生莴苣汁及由未发酵的蛇麻草所萃取出的树脂及芳香基成分。也因此，蛇麻草有助睡眠变成一种广被流传的民间传说，民俗疗者甚至鼓励焦虑失眠患者用填塞着蛇麻草的枕头入睡。
中世纪时期被最广泛使用的麻醉方法是所谓的催眠海绵（Spongiasomnifera)。历史学家在9世纪的手稿中发现有关它的叙述。12世纪时，萨勒诺的尼古拉斯（Nicholas of Salerno)曾经于著作中描述“催眠海绵”的成份；它是由鸦片、黑豕豆、桑葚汁、莴苣种子、毒人参、曼陀罗草以及长春腾混合而成；将一块新鲜的海绵浸泡在上述成分的混合汁液中，然后于酷热的暑夏里在太阳地下暴晒，直到海绵中的液体完全蒸发消失。当需要使用时，再将其浸入水中，上述的调配物就可以重新混合而发挥功效。中世纪的相关手稿建议在使用“催眠海绵”时，将催眠海绵覆盖在鼻孔上，因此人们认为这是某种吸入性麻醉剂。但也有很多证据显示，上述调配物通常被当时的人们拿来饮用。至于文献记载若是想使病人醒转过来则必须使用茴香根或醋。
这时期的文学作品充满着有关催眠饮剂的描述，在薄伽丘（Boccaccio）的《十日谈》（Decameron）中的一个故事，就是用前述药剂为坏疽的腿动手术。亚瑟·布鲁克（Arthur Brooke)1562年完成的作品《罗密欧与朱丽叶之悲剧》（The Tragicall Historye of Romeus and Juliet）有一段提到劳伦斯修士开给朱丽叶一种有效液体：
虽然我知之甚久/最近我才了解其实际妙用，
某些植物的根、某些香薄荷草药/可以制成药剂，
将之烤透，并/磨成细粉，
和康奴特（conuite）水/或任何酒类一起服下，
半个小时内便发挥作用/使人迷醉，
控制其所有感官/使人不再疲困烦忧，
它使呼吸息止，
即使最有经验的也会说/这人已为死神俘虏。
当然，我们了解这首诗是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Romeo and Juliet）故事的构想来源。在莎翁此剧中的第四幕第一景，这位伟大的诗人将上述液体描述为由正在蒸馏的酒所产出来的东西。他的描述是如此栩栩如生，应该他本人曾亲眼看见，或至少也是由第一手资料听来的。另外，马罗、托马斯·米德尔顿（Thomas Middleton）和约翰·邓恩这些英美文学作家在他们的作品当中，也有有关当时鸦片剂的参考资料。
然而和任何科学思想领域类似，麻醉药物的药理学一到中世纪，便进入了黑暗时代。这个时期除了一些众所周知、使人类文明发展停滞的原因之外，对于麻醉技术进步的妨碍，有下列两项特别的原因：第一项是在神学的教育里，“痛苦”是服侍上帝的方式，因此“痛苦”是不可以加以缓和或减轻的。这个观念会在几世纪后詹姆斯·辛普森（James Simpson）争取实施产科麻醉时，特别造成困扰。第二项因素较为直接，当时的人对剂量、药力强弱、甚至到底具体有作用的是植物中的哪一种成分都不清楚，因而麻醉在当时被视为具有高度危险性，而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因此文艺复兴以后，催眠海绵及其他类似药剂开始消失不再为人使用。到了17世纪，虽然究竟仍然很流行，但是催眠海绵等有关事物已成了过往云烟。在最后提到有关麻醉混合剂的英文著作中，其中之一是托马斯·米德尔顿的悲剧《女人彼此提防》（Women Beware Women，1657），在第四幕中：
我将模仿老外科医师们的慈悯之心，
对这残肢显现绝艺，
让人入睡后，再将病肢切除。
全身麻醉发展的最后一步，必须在真正的科学研究法被引入后才有可能。但是，在这些发展真正到来之前，假的弥赛亚却在这舞台中引入了一些伪科学。他们宣称可以使用宇宙的能量，即他们所谓的“动物磁”（animal magnetism）来治疗疾病及舒缓因伤受苦的心灵。
这个以先知面貌出现的江湖郎中名为安东·麦斯麦（Anton Mesmer），他所用的技术以麦斯麦术（mesmerism）之名流传于世，相当于我们今日所称的催眠术（hypnosis），代表的是医界非理性思维防止本身漫不经心的极致。虽然他用的方法，说好听些2是超科学，说难听的话不过是破瓦罐，但吸引的不只是一些容易受骗的病人，还包括一些伦敦大学学院附设医院，对此有特殊兴趣的科学研究者。应用医学的教授约翰·埃利森（John Elliotson）所领导的研究团队，试着为在催眠状态下所进行的无痛手术建立可验证的坚实理论基础。虽然这套技术在不同病人身上实施的成效不一，但当威廉·莫顿引入乙醚后，相较之下成效不彰，便被认为无效而摒弃不用了。有趣的是，有些研究医用催眠术的人，竟用麻醉（anesthesia）一词去描述催眠的效果。
从我的遣词用字中，诸位不难了解，我是多么怀疑催眠在医学应用上之实际可行性。尽管随眠自其源起之处便有许多招人攻讦之处，但是我们仍然必须严肃看待它所遗留给我们的经验及观念——从“破瓦罐”的观念或许可以产生有用的理论或有用的技术，所以催眠仍待验证。
引领麻醉术诞生的“真科学”有两门，是两项研究领域同步而时有交错的发展之结果：一项是笑气的化学与物理性质的研究，而另一项是有关呼吸（respiration）的生理学研究。而其主要的贡献者，几乎都成名于其他的科学领域中，很难令人想象，他们竟然也和临床医学有关。他们是约翰·道尔顿（John Dalton）、约瑟夫·普利斯特列（Joseph Priestley）、安托万·拉瓦锡（Antoine Lavoisier）、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汉弗莱·戴维（Humphry Davy）以及迈克尔·法拉第（Michael Faraday）。
第一位对笑气作现代化学与物理学研究的是约瑟夫·普利斯特列（1733——1804），他以非国教教徒的身份入阁担任重臣，引起相当大的政治争议。他的贡献之所以特别，是因为就18世纪英国人的标准而言，他几乎没有受过什么正式的科学教育。虽然他完全自学而致的方式在遇到纯理论的观念时会有些问题，但这仍无碍于他在1772年首先对一氧化二氮（nitrous oxide）的特性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并在1774年首次将纯氧由其合成物状态分解出来。同年，他送给世界一个无与伦比的礼物——人造苏打水。
当普利斯特列对笑气的研究工作已众所周知，且拉瓦锡对氧气特性的阐明及其在呼吸作用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卓有成就后，一些脑筋动得快的医师们便汲汲寻求将上述新知识应用于疾病之治疗上的方法，特别是针对肺结核。他们所无法预见的就只是，当时的科学还没有进步到可以让他们梦想成真的程度。这波浪潮的领航者是托马斯·贝多斯（Thomas Beddoes），他的研究兴趣是呼吸治疗法，也因此直接促成了“呼吸治疗研究所”（Pneumatic Medical Institution）于1798年在布斯托（Bristol）的建立。伟大的詹姆斯·瓦特在整个建立的过程中，对仪器的设备出了很大的心力。毫无疑问，其对此机构之所以如此奉献，无疑是因为他儿子罹患肺痨而濒临死亡。20岁的汉弗莱·戴维则受聘为该机构实验部门的第一任主任，而这可说是托马斯·贝多斯最伟大的“发现”。据说汉弗莱·戴维原先只是佩恩纳斯（Penzance）一个外科药商处的临时雇员，经由贝多斯的慧眼才被发掘挖角。他就职于研究所后的第一年中便发表了描述笑气麻醉效果之论文。这是他自1795年17岁时便开始以自身为实验对象所获致的成果。
但是，他对只能以自己或动物为对象去实验笑气的作用并不满意，于是他选择了一个极为特殊的，甚至可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团体来作为其实验对象。这团体几乎将布里斯托知识分子圈的精英一网打尽，包括：塞廖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罗伯特·骚塞（Robert Southy）以及彼得·罗杰特（Peter Roget）。由于这些人都能将受试的经验报告得十分清除，戴维本人有具有又具有相当的观察力，以此为基础，使得他得以写就一本已成科学史经典的著作：《化学与哲学研究：主题为一氧化二氮，或称去燃氮素气在呼吸中的作用》。这本书在1800年出版时，戴维年方21岁。而这也是他不凡而多产的一生中，第一项重要成就。他天生便具有勾画入微的生花妙笔；是一位受欢迎的演说者，也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业余诗人。柯勒律治推崇他：“要不是他成了当代的桂冠化学家，他将会是那时代的桂冠诗人。”虽然这热情盛颂来自其挚友，但从他以下的文句可以看出，他文章中散发的不只是卓越的表达能力，更具有不俗的文学品味。以下是一段戴维描述自己吸入笑气后痛感消失的经验：
有一次我因为消化不良而引起头痛，在吸了一剂笑气后，疼痛立刻消失了。虽然后来疼痛的感觉再度来袭，但已不似先前那般猛烈。另一次则是较清微的头痛，但也在吸了两剂笑气后，完全解除了。
对于笑气具有强大的立即解除肉体剧痛的能力，我适巧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去亲身验证。
有一次我拔一颗智齿，牙龈发炎严重，而伴随发炎而来的剧痛几乎摧毁了我休息及活动的能力。
有一天当它已到了我无法忍受的时候，我吸了三剂笑气，疼痛在第一剂吸入第四或第五次时便迅即减轻。初吸入时，和往常一样，一阵惊悚的感觉迎面袭来，不舒服持续了几分钟后便消融在无上的快感中。但这样的状态持续并不久，先前的疼痛又再度来袭，感官知觉有变得栩栩如生。那疼痛在我感觉甚至比未吸笑气前要来得更加剧烈。
前外科助手戴维并未忽略掉，将这样的止痛作用实际运用于外科手术中之可行性。在《结论》一章中有以下推论：
因为二氧化氮似乎可以广泛地用来减低肉体的疼痛，因此它可能可以用于外科手术，但必须是在外科手术不会有大出血发生时候使用。
上列陈述的最后一段警语并不是戴维亲身观察所得，而是因为他相信二氧化氮会增加血液循环的强度。但不久之后当麻醉开始为外科医生普遍应用，实际发生的情况便马上验证了他的先见之明。即使到了今日，在一些极不寻常，需用笑气进行麻醉的场合中，外科医师们仍会抱怨血流得比平常多得多，往往将整个手术搞的血腥不堪。之所以如此，可能是笑气会稍微提高周边静脉的静脉压，而这小小的差异就造成了上述结果。我就经常看到一些老练的麻醉医师在病人静脉太细，找不到地方打针时，就先给病人吸一点笑气，使其静脉扩大，以利下针。
虽然戴维毫无疑问的是第一位提出二氧化氮可能可以作为吸入性麻醉剂的科学家，但他本人及当时的科学界都没有认知到其理论的进一步意蕴。
戴维本人很快将他的注意力从呼吸研究中移开，他在1801年辞掉他在“呼吸医学研究所”的职位，转任刚设立于伦敦的皇家研究所化学实验室主任。从那时起，戴维的贡献完全在于非医疗的化学于物理领域中。如果说他没有改变他的研究领域，那他就可能踏出那关键性的下一步，而成为“吸入性麻醉”的发现这，果真如是的话，那医学便会如往常一般地循序渐进，而本章也可短一点，但是也会没趣得多。
虽然倍多斯努力尝试去为治疗方法带来革命性的发现，但却一无所得。尽管瓦特与戴维带来一些曙光，但布里斯托的这个实验室却自头至尾都未发表任何新的治疗方法。1952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贝普顿讲座上，詹姆斯·科南特饮用了“呼吸医院研究所”短暂的历史引证道：个人的经验无论对一般人看来如何有道理，如果这些模糊的观念无法被转化，使其成为以当时科学的词汇所能处理的问题，那只会将以些对此有兴趣但无知者带入死胡同之中。科南特在演讲中指出：“很幸运的没有人因此而死，但可确定的也没有人因此被治愈。但贝多斯绝不是那个江湖郎中，如果以善意来看待这件事，我们甚至可以说，以其身为一位化学治疗家而言，他领先了他的时代足足达150年，只是他选择了错误的化学药剂！”
尽管如此，戴维对一氧化二氮所做的种种实验之结果纵或不是直接的，仍然对麻醉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因为正是“呼吸医学研究所”首先将一氧化二氮称之为gas，沿用至19世纪80年代，就直接将之称为“笑气”。骚塞提到笑气对他发生的作用是“一种完全清新愉悦的感觉“。而想象力丰富的柯勒律治在还未被鸦片摧毁神志之前，描述了自己吸了笑气的感觉是“温暖而盈满全身的愉悦感”，而且想要“对所有注视自己的人微笑”。对其他到访“呼吸研究所”的访客，贝多斯与戴维也经常鼓励他们尝试吸笑气，以便将他们的经验作成记录。不久之后，二氧化氮或笑气之名便广为流传，人们认为它是种无害而且可以助兴用的气体。所谓的笑气聚会也成为大学生或一些前卫团体所学习爱的聚会方式。
在同时，人们也逐渐了解乙醚具有和笑气同样的作用。因为我们习惯于将人工合成化学药物视为是近200年才有的产物。所以如果我们得知，人们事实上在1540年便已合成出乙醚，必然会十分惊讶。这份荣耀得归功于一位早夭于29岁英年的普鲁士植物学家——瓦列利斯·柯德斯（Valerius Cordus，1515——1544），他在25岁时合成了乙醚。柯德斯拿“强而凶的烈酒”，也就是乙醇来蒸馏硫酸，希望制成甜矾（sweel vitriol），结果制成了硫酸醚（sulfuric ehter）但事实上应成为二乙基醚（diethyl ether）的化学物，这件事改变了医学史的进行路向。
之后三个世纪当中，一些其他的研究者继续进行甜矾之合成，如1860年的罗伯特·波义耳（Robert Boyle），甚至连牛顿也在1717年试过去进行合成。一位曾在波义耳实验室工作的德国化学家约翰·奥古斯都·西格姆达斯．弗洛贝纽斯（Johannes Augustus Siegmundus Frobenius）为上述方法制成的液体取名为“硫酸醚”（sulfuric ether）。取名的来由可能是因为硫酸醚极端不稳定的性质，只要与空气接触一会儿就蒸发掉了。最后，于1819年，约翰·道尔顿发表了一篇重要的论文《论硫酸醚》（Memoir on Sulfuric Ether），讨论有关硫酸醚这个合成物的物理及化学性质。
种种事实显示，一直得等到19世纪初，研究者才开始注意到乙醚会有使人无力与昏睡的效果，早在1818年在《科学与艺术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Science and the Arts）中已出现一篇摘要，描述吸入乙醚蒸汽的效果与二氧化氮非常相似。这篇文章虽然以匿名刊出，但一般认为是迈克尔．法拉第的作品，当时他才26岁。托马斯·倍多斯和汉弗莱·戴维对吸入乙醚蒸汽的效果也知之甚详，他们都亲身体验过。
和笑气引发的情形一般，对吸入乙醚后产生的效果有兴趣的不只是严肃的科学工作者。乙醚聚会如笑气聚会一般，很快就在逃避主义者之间流行起来。有一种巡回的“专家”驾着马车带着令人迷醉的气体，到欧洲与美国的小镇作旅行展示。好奇的当地人付费吸笑气或乙醚蒸汽，以娱乐旁观的朋友们。人们花费美元、英镑、法郎来买一瓶又一瓶的一氧化二氮，带给这些漫游的“化学家”们如矿脉般绵延不绝的利润，而他们也将这“蒸汽科学”广泛引介给有兴趣的普通大众们。
情况发展到这种程度，总该有些医疗人员该能赶上这个时代潮流。虽然在这些巡回表演中，总该有一两位小镇医师曾见识过这些气体所造成的知觉敏锐度减弱的状态，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似乎没有人想到将之应用于手术麻醉上。事实上，没有任何迹象表示有人曾试用过这些麻醉气体，除了一人之外。这个人的心智经过如许严密的医学训练，使他的程度不逊于任何一个美国一流的医疗执业者。顶多，他只略逊欧陆训练出身者一筹。他知道尝试一些新事物的机会到了，就义无反顾地去试了。
克劳福德·威廉逊·隆恩（Crawford Williamson Long,1815——1878）的经历可说是19世纪中叶，美国西南各州医学教育全貌的缩影。虽然任何自称医师的人都必须在执业的州郡取得执照，但是对于想取得执照的申请者并没有条件的限制或要求应取得学位。事实上，大部分的取照者都没有学位。他们大部分都是在跟随资深开业医当四年学徒后，便参加由当地医学会的口试，之后便可取得正式资格。曾经正式在医学院旁听者，可以减免一年。那些具有美国或欧洲正式医校学位的，才有权利执业。
师徒制就像工匠训练一样，都预设老一辈师父已经习得十八般武艺。一年的学费大约是一百美元。通常学生会进入老师的家庭成为家庭的一员，除了需要作为老师的医疗助理，处理一些固定的医学专业事务外，有时候还必须帮老师处理家庭琐事。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后，学徒可以习得老师全部的所知，但老师的所知通常不会太多。想想当时典型的资深医疗人员，他们本身并没有受到适当的医学教育，并且那时在美国，医学训练仍然非常原始幼稚的。事实上，称当时的医疗知识为“专业”实在是滥用“专业”一词到了极限。坦白说，这条路只是提供那些力求上进的农家子弟一条翻身的途径。但也不会比他们原先的情况要好上多少，至少在经济上是如此。莱斯特·金（Lester King），美国医学会（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的历史学家，对当时医业的评语是：“一种较为优雅的商业行为。”美国医学会在1846年成立的动机之一，便是希望凭着提高对医学教育及伦理的要求，将医师自“行业”提升至“专业”。
1835年，克劳福德·隆恩从富兰克林学院（Franklin College）毕业，富兰克林学院即今天的佐治亚大学（University of Georgia），这所学校在之前50年便由雅典颁予成立大学的特许状。克劳福德·隆恩曾于家乡丹尼尔斯威里（Danielsville）的学校教过一年书，然后在杰弗逊镇跟乔治·格兰特医师（Dr.George R. Crant）受教几个月。虽然隆恩在这段短暂的学徒生涯间可能有些收获，但就如密西西比河谷区域一位伟大的医生兼教育家丹尼尔·德雷克（Daniel Drake）在1832年所写的有关师徒训练制的文章中所言：“美国的医生该受责备，他们忽略了学生的学习与研究，以及……这是致医学专业无法进步及提升的原因之一，通常只有大城市例外，但也就只有这些地方例外”。
不管隆恩跟随格兰特医生做学徒的短期经验究竟学到了什么，隆恩很快便体认到他需要接受比较正式的医学教育。他跋山涉水，穿过北加利福尼亚的西边和田纳西东边的山巅。穿过森林，不仅停留在偏僻地区居民与世隔离的社区，有时还须与当时充满敌意的印第安部落共处。终于，几个星期之后，他到达肯德基的莱克星顿，在那里他进入特兰西瓦尼亚大学（Transylvania）的医学系。在当时，这个学系已有36年历史，极为兴旺，有262位学生。但即使是这样一所在南方已是水准最好的医学校都不能满足他希望接受更多科学训练的要求。1838年，他进一步往北，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sylvania）,这是美国历史最久的医学校，全国最好的医务人员都聚集在这里。
根据克隆的女儿弗朗西斯·隆恩·泰勒（France Long Taylor）于1928年写的传记，他父亲是在费城的学生时代开始接触乙醚及笑气聚会的。他之所以认识到这两种气体的麻醉效果并不是在课堂中，而是由那些巡回艺人，夸称自己是“化学家”之流的口中得知的。但富兰丝写这些时，她似乎低估了她父亲对当时医学发展的了解程度。在杰出的医师及政治家本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的领导下，宾州大学医学院有一群人已经开始研究呼吸医学，讨论并发表有关二氧化氮及乙醚特性之研究。隆恩的理论及实用物理学教授纳撒尼尔·查普曼（Nathaniel Chapman）完成了乙醚在被临床正式使用前最优秀的研究著作，并收录于他1831年出版的《医用治疗学要览》（Elements of Therapeutics and Materia Medica）一书中。
隆恩于1839年拿到医学士学位后，和他许多北方同学选择伦敦或巴黎的大型教学医院一样，遍历纽约各大医院的病房，足足待了18个之久。那时南方的医生很少像隆恩一般曾受过这么哈的临床工作训练。当时吸引他会费城的吸引力很大，但他还是因为父亲的召唤而回到佐治亚州的杰弗逊镇。在那里他买下他以前的师父格兰特的事业。这是1841年的事，隆恩年方25岁。
之所以要在这里详细回溯隆恩接受医学训练的过程，不只是因为其代表了当时正式教育之进程，同时也因它显示出，在这曲折漫长的路径中，有许多转折点足以令人中辍。大部分的人在学徒训练后，便离开了这正式训练的轨道。隆恩所接受到的是美国这个年轻国家所能提供的最好的训练。他不像他在一般人心目中的形象，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乡下医生，只是在极偶然的机缘中，误打误撞地将乙醚拿来作实地运用。他是受过很强的临床医学训练及很扎实的科学实验方法的医师，早就蓄势待发，准备好要以他受过的教育及科学取向去做临床试验。不幸的是，由本章开头的引言，我们可以了解到，即使连智慧令人敬畏的威廉·亨利·韦尔奇（William Henry Welch）似乎都对其有所误解，而低估了隆恩本身所具备的科学素养。
隆恩这个有能力、有风度的年轻医生很快就成为杰弗逊地方上广受欢迎的人物。他的社交圈中有许多友人，能为这个地区引入一些新奇的流行信息。因此，他们会首先对笑气，继而乙醚发生兴趣便一点也不足为怪了。隆恩在许多次和朋友共享乙醚时，观察到和法拉第及戴维所关擦到的同样现象：当他们吸入足量的乙醚蒸汽后，即使被打一拳或是跌倒，“都不会感到丝毫的疼痛”。在没有比巴斯德的箴言更好的词来形容隆恩这个受过良好训练的医生是如何开展他的临床经验的：“谈到科学的发现，机会只会降临在那些早有准备的人身上。”
在1842年的早春，隆恩鼓励他的病人做了一个有趣的尝试。这个年轻人是詹姆斯·维纳伯（James Venable），他一直想鼓起勇气将颈部的两个囊肿切除，但因为怕痛而一直踌躇不前。隆恩知道维纳伯有吸过乙醚的经验，因此建议他做手术时拿一条浸满乙醚的毛巾盖住鼻子。虽然病人有点怀疑这样做是否有效，但他还是同意接受手术，但是之答应先切除一个囊肿。隆恩不想让病人有改变心意的机会，就马上在当天，即1842年3月30日下午动手。手术顺利无比，维纳伯没想到整件事就是这么简单，两个月后，他让隆恩把另一个囊肿除去。
在这次手术成功后，7月时，隆恩在乙醚麻醉下，为一个仆童切除受伤的脚趾。随后七年间，隆恩自己写道，每年最少都有一到两个案例在他手下接受乙醚麻醉手术。他之所以会将这些个案报告出来的理由在于，当时为了争到底何人首先发明麻醉，已经让学术界处在不断的争论和谩骂中。这时，也已是威廉·莫顿在波士顿发表其成果之后三年了。即使到了这样的时刻，隆恩在发表论文时，仍然保持一贯的低调与缄默。即使是这些论文，也是在那些无法忍受他默默承受不公待遇，让麻醉真正发明者的荣衔被生硬夺走的朋友们不断催促下才提笔的。直到他第一次到奥古斯塔（Augusta）的佐治亚医学院公开演讲，讲述他早在七年前便开始的乙醚麻醉经验后，他才决定要将其心得发表出来。隆恩从来不是好竞争的人，在谩骂与攻击接续不断的几年当中，他的表现与这场丑陋的战争相较，更凸显出其人格之高贵。
我们随后会对隆恩在这场麻醉争论中所扮演的角色作更详细的描述。现在，我们只需说，虽然隆恩率先利用乙醚作为麻醉剂是件不容怀疑的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是率先将无痛手术引介给世人者。隆恩的事迹只是外科麻醉史主轴之外的支线，他不像莫顿那么有影响力，并没有人因他在外科手术中使用麻醉便勇于去尝试，医学界并未从隆恩处得到外科麻醉这一神奇的赠品。所有的事情都还是得等到威廉·托马斯·格林·莫顿及波士顿那个令人惊讶的秋天早晨才会完全展开。
以隆恩所受的训练及其科学知识水准，虽说，他所占的位置不佳，但还是足以令他有机会去克服同行的短视而开创无痛手术的新纪元。但是他并没有坚持下去，假如他继续坚持对乙醚的临床研究；或是说他早一点发表他的论文，那麻醉诞生的故事可能已在此时进入最高潮。隆恩没有对乙醚持续做临床研究的原因并不清楚，但无论理由是什么，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就像戴维放弃对麻醉的研究而转往其他的领域一般，等于是替后人创造一个机会。
当然，隆恩不过是众多了解一氧化二氮及乙醚麻醉效果的医师中的一位，他也不过是以上述两种气体为噱头的街头巡回表演的观众之一。在这些街头巡回表演者中，有一位佼佼者是加德纳·昆西·柯尔登（Gardner Quincy Colton）。他口才极佳，且曾经受过一些医学专业训练。当隆恩开始将乙醚用于麻醉时，柯尔登正在新英格兰巡回，展出电力与二氧化氮的神奇效果。1844年12月10日，他巡回到了康涅狄州的哈特福德（Hartford），并立刻在当地的报纸上刊载他巡回表演的广告。
当天下午，当地一位成功的年轻牙医师贺拉斯·威尔斯（Horace Wells），带着他的妻子伊丽莎白来观赏笑气表演。当天下午的表演节目是一位志愿者在吸了笑气之后以木制的长椅撞击自己的腿。虽然他用力撞到流血，但在一氧化二氮的作用没有消失之前，他一点都没感到疼痛。这当然没有逃过威尔斯的注意，他立刻在表演结束后，面见柯尔登，邀请他参与试验，看看是否可以在同样的情况下，施行无痛拔牙。他们一同前往牙医师的诊所。威尔斯的一名为李格斯的同僚，在威尔斯吸了一阵笑气昏昏睡着之后，拔掉了他的一颗臼齿。当后者从他毫无痛苦的小睡之间醒来后，满心所想的就单纯是这将为他牙龈疼痛的病人所带来的好处。他欢心鼓舞的大叫：“啊，拔牙的新纪元诞生了。”不论他是否仍然浸淫在笑气造成的愉悦心情中，或者只是无法预知他自己的拔牙所将创造的未来，他似乎没有意识到那个晚上所发生的事情的重要性。
他视野缩窄的情况似乎并未持续很久。他随后就从柯尔登那里学会制造一氧化二氮，并和李格斯一起适用于病人身上。在第一个月之内，他成功地完成了15次无痛拔牙，而他也觉得已到了可以将此方法推介给“适当的人”的时候。亦即，那些知道如何去做实验并将这个新发明作最佳利用的人。
1845年2月威尔斯来到波士顿，波士顿那时就像现在一样是美国一流医学学术思想芸萃之地。威尔士为了要求见波士顿具领导地位的外科医生，去找一位他以前的学生莫顿帮忙。威尔斯和他之间曾有一段非常短暂的专业合作关系。后者将威尔斯介绍给乔治·哈瓦德博士（Dr.George Hayward）以及约翰·柯林斯·瓦伦博士（Dr.John Collins Warren）。瓦伦是麻省总医院的资深外科医师，他邀请威尔斯对哈佛大学医学系的学生演讲二氧化氮在外科应用的可能性。并准备在一位将接受截肢的病人身上示范。但病人可能比较希望忍受几分钟痛苦，而不愿意将他的生命交给一个带着一袋子神秘气体的不相识牙医。因此最后病人反对，不愿接受试验。在经过几天的等待后，最后决定再将这班医学生召集起来，从中间挑选一个志愿者来接受无痛拔牙。接下来发生的事描述在威尔斯两年后写给《哈特福德新闻》（Hartford Conrant）简介的信中，1846年12月9日，这次发明权争夺战的序幕正式展开：
一大堆学生和几位医师聚集在一起看这次手术的进行。他们其中一位将担任病人。这次实验很不幸地，放气体的袋子太快被抽出来，因此病人被拔牙时，一氧化二氮只发挥部分效果。病人证实有点痛，但不像其他时候被拔牙那么痛。因为当时没有其他的人愿意受试，否则这个式样可以重复进行。而当一些人表达他们对这个实验的看法时，他们认为我对一氧化二氮的效果夸大其词（然而事实上整个实验的效果不佳是因为我做了一些不必要的手续）。第二天早上我就离开那里回家了。
“有些人认为我对一氧化二氮的效果夸大其词”，这说法还真是刻意轻描淡写到了家。事实上当时所发生的，是导致后来威尔斯名誉扫地的一连串噩运的开端。就在他拔掉这位志愿者牙齿那一刻，这个年轻人头猛往后仰，因剧痛而大叫。情况可能是，这位没有耐心的牙医没有好好地使用足量的一氧化二氮。他紧张地站在阶梯式大讲堂中，面对着一群不熟悉又充满质疑的观众，其中包括一些波士顿最富声誉的外科医师。虽然当被拔牙的志愿者完全清醒时，只记得一点痛苦，但是先前发生的事已经将整件事搞砸了。可怜的威尔斯在观众轻蔑的嘘声及嘲笑声中走出教室。在盈耳的骂声中，“骗子”已经算是其中最客气的了。他充满挫折及耻辱，以一种不光彩的方式离开波士顿。上文所引的信，绝不能说是出自一个健全的心灵所为。在麻省总医院的挫败对威尔斯的心灵产生了毁灭性的效果。他从波士顿回来，立刻将房子卖掉，几个月后，把他的事业专卖给李格斯。
由于挫折与沮丧打乱了他对牙医工作所必须投注的细心与谨慎，威尔斯开始将他仅存的热情与精力转向投注于赚钱的行业上，但对于成败变的漠不关心。日子一个月一个月的过去，他对于希望破灭的苦闷仍然挥之不去。但经过这些痛苦的日子，他仍然怀着一丝的乐观，他认为只要再给他一次机会，在其他的地方进行一氧化二氮的试验，或许会有外科医生可以认识到他对医学所作的贡献。然而过了不久，在1846年10月地的一个早晨，他收到了让他梦想永远无法成真的一封信，这封信是有莫顿寄来的：
吾友威尔斯，亲爱的先生——我写这封信通知你，我已经发现了一种制剂，可以让病人吸入后陷入深沉的睡眠中，而这一切只需极短的时间。而且，我们可以任意地调整病人出于睡眠状态中的时间。因此在这样的状态下，即使连一些最痛苦不堪的外科及牙科手术，都可以在病人丝毫不痛的情况下完成。整个技术已经完全成熟了，因此现在我派出代理人负责授权使用之事宜。我将授权给个人、城市、各州及全国使用它。现在我写这封信的目的是否你可拨冗到纽约来，以分享授权的权利。我已用这个制剂进行了超过160个拔牙的案例，而我也曾经受邀至麻省总医院去对病人施行，所有的手术都非常成功。
这封信写就的时间是1846年10月19日。就在3天之前，莫顿刚揭开麻醉外科的新纪元，他为约翰·柯林斯·瓦伦手术病人成功地以乙醚麻醉。在一瞬间，威尔斯的荣冠被偷走了，他成了莫顿这个忘恩负义者手下一个微不足道的卑曲辅助角色。讽刺的是，正是他将无痛手术的观念引介给莫顿。而令威尔斯痛苦的是，莫顿不仅趁机掠夺了他的荣耀，更抢走了他的财富。从信件中，很明显，他已经积极地在行销推广他拥有的专利发明。
当然，威尔斯无法对莫顿毁灭性的信件做出理性的回应。瓦伦及其同事们所写的文章，宣示了莫顿的功绩。这篇文章出现在11月18日的《波士顿医学与外科学期刊》（Boston Medical and Surgical Journal）中。12月7日，《哈特福德新闻》也刊载了这消息。他先前的助手风光的接受公众认可这件事，让威尔斯锥心刺骨，无法平复。他开始打一场争睹发明权的战争。12月9日他写信给《哈特福德新闻》的主编，信中最后以直接的要求收尾：“留待公众去决定这项发现的荣耀应属于谁。”
序幕已揭开。我们可说，到目前为止发生的事，都是为麻醉史上最喜剧性的一幕在做铺陈与准备——1846年10月16日，瓦伦在由莫顿以乙醚麻醉的病人身上成功地施行了手术。如果不了解这幕剧中主角的性格，就很难去体会事件后，有骨子深处不由自主产生的情绪与反感。认识莫顿的人们留给我们对他个性印象的描述，或许可以用20世纪的一句谚语来做最好的注解：他是一个急功近利的年轻人。他具有野心，而野心这个词有最好与最坏两种意思。他非常努力，也很快捉住机会，而对发现新实物所能带来的财务上的报酬，他亦心知肚明。不管他希望对人类提供什么样的贡献，他在金钱上的动机似乎多余对科学的热爱。事实上，由各种角度来看，他不是一个科学家，他是一个纯粹寻找金矿的淘金者。
莫顿虽然在波士顿执业牙医，但他从未完成他自1840年开始的在巴尔的摩的牙外科学院（Baltimore College of Dental Surgery）的学业。他非常努力去改善自己的临床技术，因此参加了两个系列麻省医学院举办的教育演讲，并在那段时间中，认识了很多麻省总医院的医师。他私底下跟随查尔斯·杰克逊（Charles T.Jackson）研习化学，在哪里他做过段子的寄宿生。杰克逊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地质学家，同时也领导一个实验室进行分析化学之研究。
在我们介入的这个时间点来看莫顿时，会发现在1842年到1843年在哈特福德和威尔斯那段不成功的合作关系后，他现在已是波士顿地区的成功开业的牙医了。而当初正是莫顿帮助威尔斯安排与瓦伦进行了那场悲惨的一氧化二氮示范实验。莫顿亲眼看见的不只是那场失败，事实上，他也参与了几次前合伙人的其他实验。但无论如何，是否如威尔斯之后宣称的，他曾经在莫顿面前以乙醚做过实验，就没有人可以确定了。
1844年之前，莫顿已经积极地在寻找解除拔牙痛苦的方法。他发展了一种新的假牙床可以让假牙固定在适当的位置，这种牙床可以紧紧与牙龈嵌合。长期来说，他有相当程度地减少假牙摇晃不定及漏气的好处。但是为了要能紧紧嵌合，必须先由牙根拔除病人原先牙齿的旧牙根和折断的牙根。这个过程非常痛苦，因此莫顿的病人纷纷转到其他牙医处求治。所以，曾经介入莫顿与威尔斯争议的律师直率而富有名望的小理查德·亨利·戴安（Richard Henry Dana,jr.)，几年之后曾提及：“莫顿有极为强烈的致富欲望，而这似乎日日浮现在他的心中。因此他拼命想找到方法来解决拔牙的疼痛。”莫顿在探求减轻拔牙疼痛这件事上极为急切。不只是要加快拔牙的过程，更重要的是那预期完成后，所能带来的财务上的直接好处。
化学家杰克逊告诉莫顿两件关于乙醚的重要事情：首先是在笑气狂欢会中，学生吸笑气后产生的效果；其次是他建议莫顿将液态乙醚直接涂在病人的牙龈上，这样可以麻醉要拔除的那颗牙齿的周围区域。莫顿听从杰克逊的建议，并在1844年7月开始实际的临床运用，同时他也开始思考利用乙醚或乙醚蒸汽来减轻感官知觉的敏感度之可行性。他看到1839年乔纳森·佩雷拉（Jonathan Pereira）所著的《医用药品要览》（Elements of Materia Medica）中记载道：吸入硫酸醚气体可以使人行动迟钝，这和他在威尔斯处看过吸入一氧化二氮时造成的效用很近。因此他在没有告诉杰克逊的情况下，径自开始寻找安全使用乙醚的方法。
莫顿1846年的夏天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对金鱼、毛虫、其他昆虫、蚯蚓甚至是垂耳长毛狗进行的实验中，最后才试着在两个学徒身上做实验，但结果并不满意。他所有的实验工作都在极机密的情况下进行，因为他怕自己的研究灵感会落入他人之手。但是保密本身也让他无法去寻找适当的援助，阻碍了其进步。然而，尽管极为积极（有些人认为那时他缺乏深思熟虑的表现），莫顿对自己所具备的科学知识从未有足够的信心。最终，他还是跑去求教从前的化学良师——杰克逊。后者建议莫顿在进行实验时不要使用商业笑气，只使用纯粹的硫酸醚，这果然使得其结果前后较为一致。杰克逊可能也鼓励他去对一个名为埃本·弗罗斯特（Eben Frost）的病人试用吸入性麻醉。弗罗斯特于1846年9月30日的下午来到莫。到痛苦。莫顿迫不及待地便想公开展示此技巧。虽然他是如此急功近利，想立刻对世界宣称他已经发现了无痛手术的方法，但莫顿的商业头脑让他选去咨询专利委员，以保障自己的研究成果。
除此以外，他还采取另一项防备措施。在寻找专利咨询之前，他已先跟报社接洽。虽然莫顿宣称他并未提供报社消息来源，但是很难相信还有谁通知报社报道这件事。在莫顿为弗罗斯特手术后次日，即1846年10月1日在《波士顿日报》（Boston Daily Journal）上出现了一篇报道：
昨天晚上，有一位绅士告诉我他目睹了一场手术，一位病人在没有丝毫痛苦的情况下被拔除了一颗溃烂的牙齿。这位病人在呼入了一种特制的气体后，陷入睡眠，睡眠约持续45秒，时间刚好足够拔除一颗牙齿。
当一切就绪，莫顿下一步行动便是去拜访瓦伦。考虑瓦伦上次二氧化氮试验失败的不愉快，这位牙医所表现出来的冒进行为不是过分自信就是过分鲁莽，或者两者皆有。最少，我们可以说他的行动并不符合科学规范之要求，因为这27岁的牙医对于乙醚之用于人体只有微不足道的经验，而且对于它会导致的危险也一无所知。甚至，他都还没想到如何在真实情况下用机器把气体输送到病人身上（弗罗斯特45秒钟的昏睡过程中，使用的就只是一条浸满乙醚的手帕）。瓦伦有千万个理由可以拒绝莫顿，将乙醚实地运用于外科手术中的建议。
然而在这里瓦伦的个性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他是一位具有野心、严厉、技术高明的外科医师。瓦伦从当代伟大欧洲外科医师如阿胥列·库珀、巴洪·居洛姆·迪皮特朗（Baron Guillaume Dupuyten）等大师处习得他的手术技巧。虽然他素以谨言慎行及优秀的判断力著名，但是大家也知道他非常愿意去尝试新的方法。他曾经是骨科手术的开路先锋，也是美国首位对绞扼性脱肠（strangulated hernia）进行手术的外科医师。他是哈佛医学院外科的第二任教授，在1815年由他父亲手中接下这项职位。当莫顿去找他时，他是麻省总医院和美国医学会的创办人之一，是美国这个年轻的国家最受崇敬的资深外科医师之一。
1846年，瓦伦68岁，在一年之内将从教职退休。他坚定的面容及灰白的头发掩饰了他在外科生涯中从未能坦然面对的、进行手术时的恐惧。技术虔诚的基督教信仰也不能使他在面对病患手术中痛苦的挣扎时，还能保持心灵的平静。或许这是不可避免的宿命，他成为展开麻醉纪元的一个重要媒介人物。就如同他的朋友福尔摩斯所言：“猛烈的痛苦已浸入遗忘之水中，因痛苦而深锁的眉头也永远抚平了。”瓦伦接受了莫顿的提议，因此莫顿受到了一封短笺，请他于48小时之内到达医院：“有一位病人正等待用你宣称可以减轻痛觉的方法接受手术。”整个事情在高度机密下进行，甚至连执刀的外科医生都不知道所谓的“方法”到底是什么。
莫顿得到通知后只有两天的时间作准备，他十万伙计地与一位仪器制造工合作，制作一个有吸入功能的仪器。这个一起到最后以刻才自作完成，他在手术进行当天清晨晚了15分钟才到达手术室，当时，瓦伦正绝望地要按照原定计划开始进行手术。手术室阶梯状的旁观席上已经坐满了医院的医师与学生，其中很多人是准备来看另一位牙医出丑的。接受手术的病人是一位瘦弱、患结核病的年轻人，名字是吉尔伯特·亚伯特（Gilbert Abbot），在颔角有一颗淋巴瘤。莫顿对病人说了一些鼓励的话后，便为他装上了仪器的吸口，告诉亚伯特吸气。
几分钟之内亚伯特就睡着了，莫顿转身面对瓦伦，以平静的语气说道：“您的病人已经准备就绪，”于是整个手术正式开始。接下来发生的事，瓦伦的描述是最好的说明，他在两个月之后投稿《波士顿医学及外科学期刊》，在文章中有如下的叙述：
我立刻在颈部皮肤上切开了一个约3英尺长的缺口，然后在病人没有任何痛苦表现的情况下，开始分离重要的神经和血管。之后很地，他开始有一些不连贯的、松散的话，在随后这个鬼手术进行过程中，他都处于某种激躁状态。他一醒来后，我们便马上询问手术中是否感觉痛苦，他说，他只觉得有人在脖子上挠痒。
这次可以说是无痛的手术持续了约25分钟。当手术结束时，瓦伦抬头往上注视着几刻种前还是充满怀疑，甚至是嘲讽的观众。现在他们都是一片虔诚、敬畏的沉默，因为他们意识到自己见证了医学历史上重要的一刻。他们原先打算用来嘲弄这位冒昧的牙医的刻薄言辞派不上用场了，站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位英雄。瓦伦凝视着同僚们，久久没说出话来，他仍被刚才所发生的事情震撼不已。接着他平静，的声明宣告了麻醉的诞生：“各位！这绝不是骗局！”
几年之后，当已有更多的手术在麻醉下进行时，这位已退休的老外科医师将自己的想法重新整理，并回味他毕生追求的无痛手术梦想成真的过程。他在那圣神的手术室——目前已被称为“乙醚殿堂”中，告诉一批新的听众：
外科手术的新纪元在此展开了。外科医生们现在可以在人体最敏感的部分动手，而不需再听到过往病人那惨绝人寰的哀叫。有时甚至在完全失去知觉的情况下，病人还表示有些部分的愉悦感觉。
谁可以想象得到拿着手术刀划过病人脸上精细皮肤时，可以制造一种纯碎的快感？在最敏感的膀胱用器械翻搅时，还可以伴随着愉悦的美梦？关节硬化扭曲时，竟然可以出现美如天国的幻觉？
如果说，巴雷、路易斯、达索、切泽尔登、亨特以及库珀等人，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天天可以目睹麻醉手术，他们将如何地渴望前来加入我们，再一次展现他们的开刀技术。
对现代那些已经打算弃刀的外科医生而言，他们又会怀抱着何等的热切，重新抓起手术刀，在这新的技术支援之下。重新展开他们的手术生涯。
悲悯人类的我们应该非常庆幸我们已有一种药剂，虽然微不足道，但却是上天赐予时常承受苦难的可怜的人类最珍贵的礼物。
上帝的恩泽是毫无限制自由自在散放的，他已降临喜乐给世界，他将受到世世代代子民们的感激。来自世界各地、各个年龄层的学生将拜访这个圣神的手术室殿堂，他们将更有兴趣地检视周围这一切，因为他们记得这里是第一次展现科学耀眼的奇迹的地方。
莫顿在那次戏剧化的成功演出几周之后，仍然坚持拒绝透露他的发明到底是什么。他仍然乐观地沉浸在医院当局给他的喝彩中，并持续地把思考焦点放在专利权、利润、获得全世界的市场等问题之上。内森·赖斯，在稍后所著的《对一位施恩者的试练》一书中估计，莫顿在14年的专利权保护期间中，光在美国销售笑气的独家使用权，就赚到了超过美金35万的利益。莫顿在7月19日写给威尔斯的信就叙述他贩售专利的计划（这也提供年轻的企业家取向的医师一个很好的例子，如何去包装事实和扭曲真相）。
以上摘自《蛇杖的传人》
